美媒:社交媒体就是21世纪的烟草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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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1-10 07:49

参考消息1月10日报道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12月31日刊登了题为《社交媒体是21世纪的烟草业吗?》的文章,作者为伊丽莎白·麦克布赖德,以下是文章摘要:

社交媒体引发键康担忧

还记得“万宝路男人”吗?那个健壮性感的牛仔,最后因为肺癌形容枯槁地躺在病床上,把生命的最后岁月投入反对烟草的运动。或者尤尔·布林纳,从坟墓里发出呼声,告诫人们不要吸烟(布林纳去世前拍摄一部宣传片,在片中说:现在我已经离开人世,就让我告诉各位,不要吸烟——本网注)?

最近,一些前脸书高管表示后悔自己在创建社交媒体产业中扮演的角色,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童年时熟悉的这些形象,大企业的持久影响力,以及涉及公共健康时是什么扭转了潮流。

一种使金钱源源不断流入精英腰包的成瘾行为很难打破:社交媒体引发的公共健康担忧开始加剧时别忘记这一点。


社交媒体让人成瘾(图片来自美国《福布斯》英文网站)

市场观察网站援引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首席执行官雪莉·克拉默的话说:“社交媒体被称作比烟酒更让人上瘾的东西。现在谈到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不可能再忽视社交媒体。”(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称,四分之一的千禧一代每天看手机超过100次,婴儿潮一代的这一比例为10%。)

回到1964年,当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正式指明烟草带来健康风险时,人们难以想象没有香烟的生活。那一年,42%的美国人吸烟。今天,这个比例为17.8%。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篇报道称,烟草公司赞助有奖竞赛节目和动画片,香烟广告有医生、牙医和名人代言。我们用了60多年的时间,加上各种信息、规章和诉讼才把吸烟率降下来。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那些动情的故事,就像万宝路男人或尤尔·布林纳的故事。

频繁遭遇公关危机

就像20世纪中期到晚期的烟草业一样,社交媒体也是危机不断,从它们在2016年大选丑闻中扮演的角色,到这个平台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再到显示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的研究。2017年,《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上脸书越多感觉越糟》。

前脸书公司负责用户增长的副总裁查马思·帕利哈皮蒂亚说,社交媒体正在“侵蚀人们行为模式的核心基础”,他对创造出“撕裂社会经纬”的工具感到“巨大的内疚”。脸书为自己辩护,指出帕利哈皮蒂亚六年前就已经离职,可能意识不到脸书正在如何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


万宝路香烟(图片来自美国《福布斯》英文网站

烟草存在如此之久的一个原因是背后有强大的游说集团。烟草业的广告和公共关系都做到了一流。相比之下,脸书和社交媒体浸泡在让产品自我销售的硅谷传统里发展起来,因此不具备这种良好的资源。事实上,这家公司的公关和危机沟通一直极其笨拙,以至于我怀疑这是不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看不到滚滚而去的利润。比如,马克·扎克伯格在波多黎各飓风之后令人恶心的虚拟现实之旅。《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黑客丑闻后,脸书承诺雇用人员审核网站内容,但这些员工却是低薪承包人员;文章称,这些承包人员在心理健康方面获得的支持极少。

就在社交媒体引发的公共健康担忧开始加剧时,脸书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自信宣布,推出针对儿童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Messenger Kids”。

社交媒体让人成瘾(图片来自美国《福布斯》英文网站)

说到社交媒体,目前尚未出现像尤尔·布林纳注视着镜头说“不要吸烟”这样直观刺激的画面。20世纪80年代,奄奄一息的万宝路男人和布林纳的形象给吸烟有害的研究和信息增加了情感力量。在社交媒体引发的对抗性反应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触动人心的画面,但这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下一个增长点在新兴市场

社交媒体公司当然可以进行反击,指出自己给世界带来的益处。这个发明对企业极其有用,给广告这个不科学的行业注入一点科学和数据测定。上千万小企业都有脸书网页,广告商也不计其数。销售方式变得更为便宜意味着创业的障碍降低了,从而帮助传统上较难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比如女性。社交媒体还帮助传播信息——很多好的信息,也有坏的信息和假新闻。

烟草也有自身的补偿性质。香烟销售提升了很多酒吧、餐馆和零售市场的收益。香烟还有著名的历史并且创造了大量就业。

当然,烟草也在其他国家找到了新市场。曾几何时,当烟草公司在发达市场奋力挣扎时,却得以在发展中和新兴市场销售产品。

社交媒体公司已经在发展中市场享有强大的存在,正把视线投到美国以外的地区以寻求最强劲的增长。在脸书的500万广告商当中,70%在美国以外地区。与2016年相比,广告商增加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巴西、泰国、墨西哥和英国;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印度、泰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

西方公司和国家有着剥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漫长历史。在下一个成长型市场,下一个可以利用的大资源就是新兴消费阶层的数据。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一半以上的消费者生活在新兴/成长型市场。这是一个等待开采的巨大数据宝库。

美国烟草公司在追求海外市场的时候合并为两大企业,以摆平官司,并在新技术中投入经费。这两家企业抵抗了最严厉的规章,并且提高香烟的价格。

说到底,这或许就是烟草企业与美国社交媒体业最大的相似之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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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美媒:当严肃遇到娱乐——社交媒体写作打破现代语言规则

《没有“WHOM(谁)”的世界——BuzzFeed网站时代必备语言指南》一书封面(图片来自美国亚马逊网站)

参考消息网12月19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2月9日发表题为《数字时代的语言规则》一文,作者系《牛津英语词典》前主编约翰·辛普森。他在文中畅谈网络语言对时代文化的影响,以下为文章摘要:

实际上,我不记得世界确曾有过“whom(谁)”一词。但是,这不是埃米·法维拉令人兴奋而又活泼欢快地畅聊网络写作须知的要点。作为“嗡嗡喂”新闻网站(BuzzFeed)的首席编审,法维拉身处网络编辑的风口浪尖。她的任务是创造并保持逻辑完整(但又要保留一定变化空间)的风格指南;解决需要三思的语言问题;要吸引读者;当然,还要鼓励读者点击阅读最重要的文章。

《没有“WHOM(谁)”的世界——BuzzFeed网站时代必备语言指南》讲述了这本手册背后的故事:相关决定及其完成方式。聊天式快速基调赋予此书一种“芝加哥论文格式手册遇到萌猫视频”(严肃遇到娱乐)的感觉。不过,一旦适应了,你就会发现它还引人入胜地探究了现代语法大师是如何处理源自社交媒体专用语的语言困境的。与此同时,我们担心——或许也感到兴奋——我们的网上交流方式可能正在再造语言本身。

事实上,这些文体问题中很多是陈词滥调,但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给出新的答案。法维拉提出的一些问题,早在1976年我开始在《牛津英语词典》工作时就已有争论。我们私下嘀咕,“alright(好的、没问题)”作为“all right”的一种拼写方式,也许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吞吞吐吐地提出缩写词是否需要加逗点(究竟是“U.S.”还是“US”);还有“Euripides(欧里庇得斯)”的所有格究竟是用“Euripides's”表示,还是只用“Euripides'”即可。然而,我必须承认,后来我忘记了在遥远的从前,当我们快乐地打字写文章时,我们究竟是否曾经考虑过句子与句子之间是留出一个空格还是两个。

然而,语言是时代文化的主体。回顾我们生活在战后时代阴影之下的那个时期,当时的语言规则更为严格,也得到更为虔诚的遵守,人们不得质疑久经考验的权威。但是,互联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需要新秩序(或无序)一代的产物。打破规则本身就是游戏的一部分,本书见证了最新潮流,规则破坏者顺应了我们的词汇变化。法拉维向我们介绍了网上标点管制(“逗号恐慌”,无需大写),帮助我们读懂收件箱的深层含义(“48种最烦人的电邮开头”),并指导我们避开现代数字化交流的词源雷区(“如何打出42种表示大笑的符号”)。她欣然接纳变化,但是一般情况下建议要前后一致。事实上,她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她很接近主流。

本书某些章节是给入门者的指南,其他章节是给意外涉足网络世界的门外汉所写。虽然法拉维自黑了一把(她长年生活在担心“办公室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发现我是个骗子”的忧虑之中),但是她非常适合快节奏、高能量的数字化新闻机构的“偶然生活”。一旦她习惯了这种新速度,她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日常浏览“嗡嗡喂”新闻网站文本所遇到的文体问题。虽然她的研究需要向谷歌网站输入问题,向编辑组和朋友发送微简介问题(“‘胶合glue’一词的现在分词是用glueing还是gluing……两种写法看起来都很可怕,不过《韦氏大词典》都认可”),但是法拉维总是能够在解决方法与已有的格式手册之间找到平衡,有时发现手册有缺陷,有时没有。正如她自己满怀激情的办公室内部电邮常用的结束词一样,“祝好”。

(2017-12-19 10: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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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澳学者:社交媒体应加强互联网不良言论监管

人民网悉尼 9月8日电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两大社交媒体平台巨头脸书和推特因充斥仇恨言论被敦促加强平台言论监督与规范。

迪肯大学互联网研究教授马修·艾伦表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一样对言论自由有着很强的向往。对于澳大利亚本地社会环境而言,澳大利亚人希望得到更多在社交媒体上的保护,以免他们受到网络仇恨言论的攻击。

近日来,澳大利亚的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组织的行为备受关注,该组织在墨尔本四处张贴同性恋恐惧症海报。 在海报中,该组织将同性恋与恋童癖恶意联系起来,利用推特发表言论仇恨,并试图以此倾斜国家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邮政普查的结果。

如何应对互联网仇恨言论?社交媒体公司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艾伦教授表示,许多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可能会对此仇恨言论并不作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容它。

推特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推特没有主动监测内容系统,所有对于仇恨言论的措施都是来源于用户对于不良内容的举报和反馈。

而脸书发言人表示,脸书方面对于反对仇恨言论和仇恨组织的政策是坚定的,也禁止基于种族和种族等受保护特征直接攻击人的内容,此类内容一经发现将会被立刻删除。

但艾伦教授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对不良内容的监管一贯依赖的“用户举报”行为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公司称自己是全球化的企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因地制宜”,以当地社会条件和格局适当调整在该平台发表言论和监管言论的标准。(实习生 王子怡)

(2017-09-08 1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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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社交媒体倦怠症来了吗

不久前,新版微信为智能手机用户推出了“不常联系的朋友”功能,点击后可以查看三类“僵尸好友”,并对他们进行删除、屏蔽等操作。有人认为该功能是为了方便用户精准、高效地管理朋友圈。然而另一种解读则认为,微信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关闭朋友圈的用户呈上升趋势,大量无用的社交信息充斥朋友圈,导致信息过载,淹没了用户的真实需求。因此只有鼓励用户清理朋友圈,才能把用户留下来。

事实如何当然不能妄断,但这种解读并非没有道理。《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认为社交媒体给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从65%下降到61%,特别是“90后”群体中,31%的人认为“社交媒体让我空虚浮躁”;34%的人认为“不能集中注意力”;39%的人声称已经关闭了社交媒体的推送提醒。这让人不禁追问:社交媒体倦怠症来了吗?社交媒体时代要过去了吗?

实际上,做出肯定的判断仍然很困难。尽管身边一些朋友确实关闭了朋友圈,一些人痛斥社交媒体的弊病,但不得不承认,社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恐怕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因紧密而产生依赖,因依赖而产生倦怠,虽然倦怠却又不得不依赖,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份难以割舍的心情,不正精确刻画着人们对手机、对网络、对社交媒体的复杂感情吗?因此,思考的层级就不能停留在依赖还是倦怠,而必须触及:在互联网时代,人类的社交到底走向何处?人与人的关系又当如何界定?

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交是人的基本需求,这点古今皆然。社交媒体本质上是为满足这种需求而产生的。它的最大优点就在于高效率: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字化、虚拟化、信息化,并建立广泛且触手可及的连接,从而大大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它的最大缺点可能也是高效率:由于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反而把我们的时间切成了碎片;由于可以线上联系,反而让我们忘却了面对面交流的那份真诚与亲切。

因此,当有些朋友抛弃了功能强大、内容丰富的社交媒体,我们就会发现:追求效率可能只是人与人社交的一个面向,交往中伴随的眼神交流、语气变化、感情宣泄乃至当时当地的空气和氛围,才是人类在交流当中最真实、最原初的渴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信息过载”等现象,实际上都不能构成互联网时代真正的社交焦虑。因为信息过载,不过是信息太多了看不过来,随着识别技术的发展,终会解决。真正的挑战在于:那些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技术的优势与缺陷并存,我们该如何取舍?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社交媒体留下的“线下感情空白”,还是人工智能或克隆技术对人类伦理的挑战,不都是同一个更为深刻的时代命题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不同问题吗?

(2017-09-01 14: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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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媒:社交媒体就是21世纪的烟草业吗?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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